五年拼搏实干 勇担使命再出发

仓促上阵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郎中左绍佐甚至要求把最早推动洋务事业但早已去世的郭嵩焘戮尸以谢天下。

但全场唯一一个起立鼓掌的，是坐在台下，大他10个月，即将85岁的吴敬琏。应尽一切努力来确立一个所希望见到的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是要速度是中速的，但效率应该是比过去高的。

现在小微企业创业本身就解决了就业问题，这个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谈就业 新常态下投资未必能带来就业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就业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农民的产值只计算主业，不计算副业。综上，厉以宁表示，如果把这些都计算在一起，GDP实际上比统计局报的要多。谈新常态，他们一样潮 作为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对于新词汇新概念，他们一点都不逊色。

他强调，不符合经济规律增长会带来诸多弊病：第一，资源过度消耗。吴敬琏对此也很认同，他在演讲中表示，用高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度的增长已经不能维持了。我们现在不允许农民进城安家，不允许他住贫民窟，替代方案是让他们进城打工，把家留在农村，于是我们的城市化的一个景观就是在城市里头没有大片的贫民窟，在农村中也有很多漂亮房子，这是其他国家的农村很少有的。

买卖其实就是某种权利的自由转移或者是有偿转移，买卖的对象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使用权，甚至可以是一定时间的使用权。实际上，华生还是要为政府的征地权辩护的。管制到什么程度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川省青川县出土了秦代的土地法。我们说这个事情一天之内就该解决，实际上也不靠谱，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有人曾经统计过，上海在改革以前棚户区居民大概占上海总人口的20%，就总量而言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因为改革以前城市建设一直强调所谓的先生产，后生活，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只建工厂不建宿舍。土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就是把传统农村中的公产公田全部分掉。

所谓发展专业农户就是促进土地流转，而且很大程度上这是非自愿的。从横向来讲，比世界其他地方也要厉害。华生一直强调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所谓的土地规划问题。萧三匝：现在几亿农民工进城，农村土地严重抛荒，这个问题在未来怎么解决?最近提到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但流转遇到了很多法律制度需要突破的问题，现在金融领域通过信托等各种方式来解决流转，可不可以通过一个类似股权交易所一样的平台来实现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正常流转? 秦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其实90年代以来就有所谓的农地流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推动流转和阻止流转都有很多弊病。

你说秦代的土地制度是不是私有制呢?针对西周的那种族群土地而言，它肯定是主张私有制的。大概是在4年以前，我们还一直在说土地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坏处不是很大。流转就包括强制流转在内，而强制流转是很可怕的。他一再讲，他是不反对土地私有制的，只是主张政府要有规划权。

说实在的，中国管农业的那些人也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想。上海的棚户区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苏北的农民进城打工，拉家带口跑到上海形成的。

印度贫民窟和印度的无地农民也完全没什么关系，我做过调查，印度的贫民窟里头，从农村来到城里头的人，大部分也是原来在农村有土地的，只是土地少而已。歧视的理由和机制虽然变了，针对的还是同一种人。

北京不需要人扫地吗?你要硕士毕业生去扫地吗?这完全是胡说。他们说，中国的土地最早是私有的，西方各国土地私有都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虽然我们也搞了一些什么龙须沟之类的改造，但那都是橱窗，大量的人其实还是住在棚户区。哪一个国家现在有这么一个规矩啊?美国人进华盛顿有这个规矩吗? 萧三匝：有人说完全放开北京就会更加拥堵。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子女都走了，老两口居住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扩大的空空的房子里头的那些人。还有一种说法正好相反，说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家对土地的严格管制。

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呢?当然存在。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那么大规模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存在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可见中国人最爱钱，最不爱家人，因此中国人是最冷酷无情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私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而没有小共同体以后，国家控制原子化的个人要比以前更容易了。

就这个问题，我的主张是，我们最好给农民更多的自由。所以，如果我们讲中国古代土地到底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必须问你讲的私有是针对什么而言的私有，你讲的公指的是什么公? 中国的朝廷自秦以后，对土地管控得非常厉害。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治理北京 。最有趣的是，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流转，不是买卖。我最近不是写过关于南非的书吗?南非就是这样，搞了几十年种族隔离，这个制度放开以后，那就真的是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萧三匝：其他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在土改方面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秦晖：转轨国家大部分是工业化国家。

不要说秦代做不到，就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也没有做到，但是你可以看出秦对土地管制得何等严厉。在我们以前对旧社会的叙述中，把家族的危害夸大得很厉害，最典型的就是 五四时期的《家》、《春》、《秋》那种描写，把传统家庭说得非常恐怖，祠堂、宗族好像无所不能，实际上没那么厉害。

90年代开始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所谓的二田制，这其实就是土地流转的一种方式。萧三匝：历史上，中国的地权到底姓公还是姓私? 秦晖：有人说中国很早就有了私有制，他们的理由是，农村的村社这些小共同体对地权的干预，中国要比西方少。

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讲，你只能说如果国家给了农民非常高的社会保障，那么作为交换，农民的土地权可以接受国家的限制，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给他保障，又剥夺了他土地的权利，那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农民生病了，土地是他的，他迫不得已还可以卖地治病，现在你说他因为没有社会保障，所以不许他卖地治病，那你不是逼他死吗?当然，这种说法开始逐渐降温了，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农村现在开始有了水平虽然低但是毕竟比以前更多的社会保障;第二点，更重要的是，现在各级政府患上了土地饥渴症。中国有些地方的确有这样的习惯，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是被夸大了的，实际上这个习惯对中国土地流转的限制要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的小。

但是这样的私有并不是说个人就真的有了受尊重的产权，而是说国家就把你控制了。萧三匝：在你看来，最近的一两年中土地政策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秦晖：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根据前几年的政策，我觉得近几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主要的取向是要加快农民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以前就有很多人用这个例子说，中国的农民各家各户都种一点田，同时又在外面打工，是一件好事，而且这是防止农民流动和无地农民的好办法。你看到这个田地就会想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句话，叫做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大概在五六年以前，北京和上海办暂住证的条件都有这么一条，就是你要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要有合法和稳定的住处，这个合法和稳定的住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均租住的面积不得低于9平米，或者低于多少平米，你即使办暂住证也要住得比较好你才有这个资格，所以造成一个现象，上海很多人是不能办暂住证的，因为他达不到这个要求。兼业化就是农民一边种着田，一边还干别的，日本的农民就是这样的。

如果华生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和周其仁之间就不应该有什么分歧。我们现在不再讲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要发展专业农户。

其实这不是理由，任何权利都可以买卖，使用权也是可以买卖的。有些人说，在日本，不但专业农户是少数，而且一兼农也是少数。